回到故乡上海，常碰到儿时的朋友，问起我在北京干什么，答曰当大学老师，于是朋友爽然一笑：原来是吃开口饭的。“吃”，在中国词典中不仅用来指吃东西，而且可以泛指所操行业。“吃”的意义，从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开始，引伸到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，这是中国人世俗文化性格的生动展现。比如我在大学教美学，常常从《说文》中“羊大为美”的意思，谈起中国人是从生理快感上来认同美的，魏晋时嵇康与钟嵘等人就以“滋味”来比喻文艺美感，而英文中的美学（AESTHETICS）则偏重从精神感觉中去认识美的特性。
用“吃”来比喻道德体验与审美体验，可谓是中国文化的明显特性。比如孟子谈到道德境界时，不是如西方人好从上帝、理念这些不可言证的形而上学角度去谈的，而是从“口之于味也，有同嗜焉”出发，推断人之于理义也有同好。中国文化所以难以离开生理感受，是因为中国文化来自于生存不易的农耕条件。中国的礼义文化，从某种意义来说，是从“吃”的争夺开始的。刘士林在《中国诗性文化》中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，中国上古年代由于物种变异，食物匮乏，对食物的再分配导致私有制的兴起，汉语中最早的“诗”字的本义即为甲骨文中的“寺”，是一种食物再分配制度。而诗性文化的底蕴其实是一点也不诗意的赤裸裸的食物拼抢，荀子在《礼论》中就提出“礼起于争”的观点。王国维在《红楼梦评论》中慨叹：吾国人精神，世俗的也。这种世俗精神大约是与民以食为天的哲学相关吧。
然而更令人深思的是，中国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好“吃”成风。这就是无论什么“主义”都可以消解成工具论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吃饭的家伙，从而将一切严肃悲烈演化成油滑自私。鲁迅先生在1933年写的《吃教》一文中，就指出：“中国自南北朝以来，凡有文人学士，道士和尚，大抵以‘无特操’为特色”，他们没有坚定的精神信念，而极易将一切变成“吃”的对象。所谓“吃教”就是利用宗教与革命来混饭吃。中国人的宗教多不纯，信仰亦往往多变。而不愿过“吃教”生活的人则被视为狂狷，世人必欲将其“吃”掉而后快，《狂人日记》中的“狂人”就是因不愿与世耦合而被众人所吃。
“吃”的世俗化，在今日中国文化中大行其道。俗人在饮食男女中体验人生，而雅士则“吃”文化不吐骨头。不仅大众商业文化被大吃特吃，而且被视为高不可攀的古典文化照样被作秀文人“吃”得津津有味，大红大紫：此类人不仅在那个年代“吃得开”，而且现在照样也“吃香”，要想他们有所谓“忏悔”意识，犹缘木求鱼也。不仅文艺创作可以“吃”，而且针砭时弊的文化批评照样可以被“吃”。最近出现的所谓“酷评”之风，就是这种“吃”批评饭文士与书商联手的高招，这真是庄子说的“为之斗斛以量之，则并与斗斛而窃之，为之权衡以称之，则并与权衡而窃之”。中国人的“吃教”能耐令人叹为观止。但这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幸运，而是悲哀之所在。其结果是使许多现代中国人对什么都缺乏坚定的信念，而成为没有灵魂的空窍，当代文化的过度世俗化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所不“吃”劣习大有关联，呜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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